赵二·武灵王平昼闲居
武灵王平昼闲居， 肥义侍坐，曰：“王虑世事之变，权甲兵之用，念简、襄之迹，计胡、狄之利乎?”王曰：“嗣立不忘先德，君之道也；错质务明主之长，臣之论也。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，动有明古先世之功。为人臣者，穷有弟长辞让之节，通有补民益主之业。此两者，君臣之分也。今吾欲继襄主之业，启胡、翟之乡，而卒世不见也。敌弱者，用力少而功多，可以无尽百姓之劳，而享往古之勋。夫有高世之功者，必负遗俗之累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被庶人之恐。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，而世必议寡人矣。”
肥义曰：“臣闻之，疑事无功，疑行无名。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，殆毋顾天下之议矣。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昔舜舞有苗，而禹袒入裸国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，欲以论德而要功也。愚者暗于成事，智者见于未萌，王其遂行之。”王曰：“寡人非疑胡服也，吾恐天下笑之。狂夫之乐，知者哀焉；愚者之笑，贤者戚焉。世有顺我者，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。虽敺世以笑我，胡地中山吾必有之。”
王遂胡服。使王孙緤告公子成曰：“寡人胡服，且将以朝，亦欲叔之服之也。家听于亲，国听于君，古今之公行也。子不反亲，臣不逆主，先王之通谊也。今寡人作教易服，而叔不服，吾恐天下议之也。夫制国有常，而利民为本；从政有经，而令行为上。故明德在于论贱，行政在于信贵。今胡服之意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。事有所出，功有所止。事成功立，然后德且见也。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，以辅公叔之议。且寡人闻之，事利国者行无邪，因贵戚者名不累。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，以成胡服之功。使緤谒之叔，请服焉。”
公子成再拜曰：“臣固闻王之胡服也，不佞寝疾，不能趋走，是以不先进。王今命之，臣固敢竭其愚忠。臣闻之：中国者，聪明叡知之所居也，万物财用之所聚也，贤圣之所教也。仁义之所施也，诗书礼乐之所用也，异敏技艺之所试也，远方之所观赴也，蛮夷之所义行也。今王释此，而袭远方之服，变古之教，易古之道，逆人之心，畔学者，离中国，臣愿大王图之。”
使者报王。王曰：“吾固闻叔之病也。”即之公叔成家，自请之曰：“夫服者，所以便用也；礼者，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，因其事而制礼，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。被发文身，错臂左衽，瓯越之民也。黑齿雕题，鯷冠秫缝，大吴之国也。礼服不同，其便一也。是以乡异而用变，事异而礼易。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，不一其用；果可以便其事，不同其礼。儒者一师而礼异，中国同俗而教离，又况山谷之便乎?故去就之变，知者不能一；远近之服，贤圣不能同。穷乡多异，曲学多辨。不知而不疑，异于己而不非者，公于求善也。今卿之所言者，俗也。吾之所言者，所以制俗也。今吾国东有河、薄洛之水，与齐、中山同之，而无舟楫之用。自常山以至代、上党，东有燕、东胡之境，西有楼烦、秦、韩之边，而无骑射之备。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，求水居之民，以守河、薄洛之水；变服骑射，以备其参胡、楼烦、秦、韩之边。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，以及上党，而襄王兼戎取代，以攘诸胡，此愚知之所明也。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，侵掠吾地，系累吾民，引水围鄗，非社稷之神灵，即鄗几不守。先王忿之，其怨未能报也。今骑射之服，近可以备上党之形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。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、襄之意，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，非寡人所望于子！”
公子成再拜稽首曰：“臣愚不达于王之议，敢道世俗之间。今欲断简、襄之意，以顺先王之志，臣敢不听令。”再拜，乃赐胡服。
赵文进谏曰：“农夫劳而君子养焉，政之经也。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，教之道也。臣无隐忠，君无蔽言，国之禄也。臣虽愚，愿竭其忠。”王曰：“虑无恶扰，忠无过罪，子其言乎。”赵文曰：“当世辅俗，古之道也。衣服有常，礼之制也。修法无愆，民之职也。三者，先圣之所以教。今君释此，而袭远方之服，变教之古，易古之道，故臣愿王之图之。”
王曰：“子言世俗之间。常民溺于习俗，学者沉于所闻。此两者，所以成官而顺政也，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。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，五伯不同教而政。知者作教，而愚者制焉。贤者议俗，不肖者拘焉。夫制于服之民。不足与论心；拘于俗之众，不足与致意。故势与俗化，而礼与变俱，圣人之道也。承教而动，循法无私，民之职也。知学之人，能与闻迁，达于礼之变，能与时化。故为己者不待人，制今者不法古，子其释之。”
赵造谏曰：“隐忠不竭，奸之属也。以私诬国，贼之类也。犯奸者身死，贱国者族宗。反此两者，先圣之明刑，臣下之大罪也。臣虽愚，愿尽其忠，无遁其死。”王日：“竭意不讳，忠也。上无蔽言，明也。忠不辟危，明不距人。子其言乎。”
赵造曰：“臣闻之，圣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变俗而动。因民而教者，不劳而成功；据俗而动者，虑径而易见也。今王易初不循俗，胡服不顾世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。且服奇者志淫，俗辟者乱民。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，中国不近蛮夷之行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。且循法无过，修礼无邪，臣愿王之图之。”
王曰：“古今不同俗，何古之法?帝王不相袭，何礼之循?宓戏、神农教而不诛，黄帝、尧、舜诛而不怒。及至三王，观时而制法，因事而制礼，法度制令，各顺其宜；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。故礼世不必一其道，便国不必法古。圣人之兴也，不相袭而王。夏、殷之衰也，不易礼而灭。然则反古未可非，而循礼未足多也。且服奇而志淫，是邹、鲁无奇行也；俗辟而民易，是吴、越无俊民也。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，便事之谓教，进退之谓节，衣服之制，所以齐常民，非所以论贤者也。故圣与俗流，贤与变俱。谚曰：‘以书为御者，不尽于马之情。以古制今者，不达于事之变。’故循法之功，不足以高世；法古之学，不足以制今。子其勿反也。”

白话文

赵武灵王平日闲坐时，肥义在一旁陪侍。肥义说：“大王是在考虑世事的变化，权衡兵力的运用，追念简主、襄主的功业，盘算如何从胡狄那里获取利益吗？”赵武灵王说：“继承君位不忘祖先的功德，是君主的原则；委身于君主致力于显扬君主的长处，是臣子的本分。所以贤明的君主平时要制定教导百姓便利行事的政令，战时要有超越古代、盖世无双的功业。做臣子的，穷困时要有尊敬长辈、谦恭礼让的品德，显达时要有造福百姓、辅佐君主的业绩。这两方面，是君臣各自的本分。现在我想继承襄主的功业，开拓胡狄的土地，但恐怕终生也见不到这样的贤臣了。对付弱小的胡狄，用力少而功效大，可以不使百姓疲惫，就能获得像古代圣贤那样的功勋。但建立盖世功业的人，必然会遭到世俗的责难；有独到见解的人，必然会受到常人的怨恨。现在我打算教导百姓穿胡服、习骑射，世人一定会非议我。”

肥义说：“我听说，做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，行动瞻前顾后就难以成名。如今大王既然决心承受世俗的非议，就无需顾虑天下的议论了。追求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，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商议。从前舜跳苗族的舞蹈，禹赤身进入裸国，不是为了放纵欲望、娱乐心志，而是为了宣扬德行、建立功业。愚昧的人在事情成功后才明白，聪明的人在事情萌芽时就已察觉，请大王立即施行吧。”赵武灵王说：“我不是对穿胡服有疑虑，而是担心天下人嘲笑我。狂人的快乐，智者会为之悲哀；愚者的嘲笑，贤者会为之忧伤。如果世上有顺从我的，那么穿胡服的功业将不可限量。即使举世嘲笑我，我也一定要占有胡地和中山国！”

于是赵武灵王改穿胡服，派王孙緤去告诉公子成说：“我已改穿胡服，准备穿着它上朝，希望叔父也改穿胡服。在家听从父母，在国听从君主，这是古今公认的准则。子女不能违背父母，臣子不能抗拒君主，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。现在我下令改穿胡服，如果叔父不穿，我担心天下人会非议此事。治国要有法度，但根本在于利民；理政要有规范，但关键在令行禁止。所以彰显德行要先考虑底层百姓，推行政令要先取信于贵族。如今改穿胡服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放纵欲望、娱乐心志。事情有了开端，功业才有归宿。事业成功、功业建立后，德行才能显现。我担心叔父违背理政的原则，助长贵族对改穿胡服的议论。况且我听说，只要对国家有利，行为就不会偏邪；依靠贵戚推行，名声就不会受损。所以我希望仰仗叔父的威望，来促成改穿胡服的功业。特派王孙緤拜见叔父，请您改穿胡服。”

公子成拜了两拜说：“我早就听说大王改穿胡服了，只因卧病在床，行动不便，所以没能先去进言。大王如今下令，我斗胆竭尽忠诚。我听说：中原是聪明睿智之人居住的地方，是万物财货聚集的地方，是圣贤教化施行的地方，是仁义道德普及的地方，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运用的地方，是奇巧技艺展示的地方，是远方诸侯观摩向往的地方，是蛮夷效法学习的地方。现在大王舍弃这些，反而效仿远方的服饰，改变古代的教化，更易传统的礼制，违背人心，背离圣贤之学，脱离中原文明，希望大王慎重考虑。”

使者回报赵武灵王。赵武灵王说：“我早就知道叔父病了。”于是亲自前往公子成家，当面解释说：“衣服是为了便于穿用，礼制是为了便于行事。所以圣人观察当地风俗而因地制宜，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礼制，目的是利民富国。剪短头发、身刺花纹，两臂交错站立、衣襟向左敞开，这是瓯越的民俗。染黑牙齿、雕饰额头，戴鱼皮帽、穿粗布衣，这是吴国的风俗。礼制和服饰虽然不同，但求便利的目的一致。因此地方不同，器物就有变化；情况不同，礼制就有差异。所以圣人认为只要有利于百姓，就不强求器物一致；只要便于行事，就不强求礼制相同。儒生师承相同但礼制各异，中原风俗相同但教化有别，更何况是为了适应山区的生活呢？所以对事物的取舍变化，即使智者也不能强求一致；对远近服饰的差异，即使圣贤也不能强求相同。穷乡僻壤风俗多异，学识浅陋的人喜欢争辩。不了解的事不轻易怀疑，与己不同的意见不轻易非议，这才是公正求实的态度。如今叔父所说的是世俗之见，而我所说的是改变世俗之见。我国东有黄河、薄洛之水，与齐国、中山国共有，却没有船只备用。从常山到代地、上党，东有燕国、东胡的边境，西有楼烦、秦国、韩国的边界，却没有骑兵弓箭的装备。所以我准备聚集船只，招募水居之民，守卫黄河、薄洛之水；改穿胡服、练习骑射，防备与燕国、东胡、楼烦、秦国、韩国的边界。从前简主不堵塞晋阳到上党的通道，襄主兼并戎狄、攻取代地，驱逐胡人，这是无论愚智都明白的道理。过去中山国倚仗齐国的强兵，侵占我们的土地，掳掠我们的百姓，引水围困鄗城，如果不是社稷神灵保佑，鄗城几乎失守。先王对此愤恨不已，这个仇至今未报。如今改穿胡服、练习骑射，近可以防守上党的险要，远可以报中山国之仇。而叔父却固守中原旧俗，违背简主、襄主的遗愿，厌恶改穿胡服的名声，却忘记了国家的耻辱，这不是我对叔父的期望啊！”

公子成拜了两拜，叩头说：“我愚钝，未能理解大王的深意，竟敢妄言世俗之见。现在大王要继承简主、襄主的遗志，顺应先王的意愿，我怎敢不听从命令！”说完又拜了两拜。于是赵武灵王赐给他胡服。

赵文进谏说：“农夫辛勤劳作供养君子，这是为政的常理；愚者陈述意见智者评判，这是教化的原则。臣子不隐瞒忠诚，君主不阻塞言路，这是国家的福气。我虽然愚钝，愿竭尽忠诚。”赵武灵王说：“忠言不会招致厌恶，忠诚不会获罪，你尽管说吧。”赵文说：“顺应时势、依从民俗，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；服饰有固定的样式，这是礼制的规定；遵守法度不犯错误，这是百姓的本分。这三条，是先圣的教导。如今君王舍弃这些，效仿远方服饰，改变古代教化，更易传统礼制，希望大王慎重考虑。”

赵武灵王说：“你说的都是世俗之见。普通人沉溺于习俗，学者拘泥于见闻。这两种人，只能谨守职责、顺从政令，不能高瞻远瞩、开创事业。况且夏商周三代服饰不同却都能统一天下，春秋五霸教化各异却都能治理好国家。智者制定教化，愚者受制于它；贤者变革风俗，庸人拘泥于它。那些受制于服饰的人，不值得与他们交心；那些拘泥于习俗的人，不值得与他们交流。所以习俗随时势而变，礼制随变化而改，这才是圣人的原则。接受教化而行动，遵守法度不徇私，这才是百姓的本分。真正有学问的人，能随新见闻改变观点，通晓礼制的变革，能随时代而进步。所以为自己着想的人不依赖他人，治理当世的人不效法古代，你放弃这些陈词滥调吧。”

赵造进谏说：“隐瞒忠诚不尽心，属于奸邪；为私利误国，属于祸害。犯奸邪罪的人处死，危害国家的人灭族。这两条，是先圣的明法，也是臣子的大罪。我虽然愚钝，愿竭尽忠诚，虽死不辞。”赵武灵王说：“直言不讳，是忠诚的表现；君主不阻塞言路，是明智的表现。忠诚不避危险，明智不拒他人。你尽管说吧。”

赵造说：“我听说，圣人不改变百姓而施行教化，智者不变更习俗而采取行动。顺应百姓而教化，不费力就能成功；依据习俗而行动，思路直接容易见效。如今大王改变传统、不依习俗，穿胡服、不顾世人非议，这不是教化百姓、成就礼制的方法。而且服饰奇异会使人志趣放荡，风俗怪僻会扰乱民心。所以治国者不穿奇装异服，中原不效仿蛮夷行为，这不是教化百姓、成就礼制的做法。况且遵循法度不会犯错，依从礼制不会偏邪，希望大王慎重考虑。”

赵武灵王说：“古今习俗不同，效法哪个古代？帝王礼制不相沿袭，遵循谁的礼制？伏羲、神农注重教化不用刑罚，黄帝、尧、舜使用刑罚但不残暴。到了夏商周三代，观察时势制定法令，根据情况制定礼制，法令制度各适其宜，衣服器械各便其用。所以治理天下不必固守一种方法，便利国家不必效法古代。圣人兴起时，不沿袭旧制也能统一天下；夏朝、商朝衰亡时，不变更礼制照样灭亡。可见违背古制未必就该非议，遵循旧礼未必就值得称赞。如果说服饰奇异就志趣放荡，那么邹国、鲁国就没有奇行异俗了；如果说风俗怪僻民心就轻浮，那么吴国、越国就没有杰出人才了。所以圣人认为便利身体的叫服饰，便于行事的叫教化，行为适度的叫礼节，服饰的制度，是用来规范普通百姓的，不是用来衡量贤者的。所以圣人与时俱进，贤者随俗而变。俗话说：‘靠书本驾车的人，不能完全了解马的性情；用古法治理当世的人，不能通晓事物的变化。’所以遵循旧制的功效，不足以超越当世；效法古人的学问，不足以治理今天。你不要再反对了。”